在调查出轨时，合法途径下搜集到被调查者与“第三者”同居的照片、录像、两人外出时亲密的照片，或者具有证明力的字条、悔过书，再加上邻居、居委会的有关证言等，是可以证明被调查者有出轨行为的。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过错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赔偿事由的义务。当遇到对方出现出轨行为时，就需要当事人己方去搜集对方出轨的证据。

　　在调查出轨时，合法途径下搜集到被调查者与“第三者”同居的照片、录像、两人外出时亲密的照片，或者具有证明力的字条、悔过书，再加上邻居、居委会的有关证言等，是可以证明被调查者有出轨行为的。

　　1、“保证书”、“悔过书”等，婚外情调查突然被曝光，一方无奈之下写下保证书、悔过书等表示悔改，这是婚外情的关键证据；

　　3、单位查实职工的婚外情后，有时会对其生活作风问题作出处理，作出处理的书面材料也是一类重要证据；

　　4、双方来往的书信、短信、电子邮件等，此类证据除书面证据外，短信、电子邮件等均应先予以公证，再提交法院为宜；

　　5、照片、录音录像等，但这里要提醒各位当事人，此类证据一定要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否则将无法作为证据使用。

　　此外，对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主要是在法庭上提交，若自由滥用、超过合理限度而造成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人身自由是法定权利而不是约定权利。因此，通过人为约定的方式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合法的。与情投意合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属于人身自由权之一，是一种基本权利，高于其它权利。不能因为要保护其它权利而限制这一基本权利。任何强行限制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均是违背宪法的。夫妻忠诚协议，其实就是通过一纸协议，将夫妻双方一些基本人身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给予限制甚至是剥夺，就其本质而言，是违背宪法的。违法的民事行为，是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同时，人身权既然是法定权利，就只能依从法定，而不能由当事人任意约定，亦即不能通过协议来调整。再者，从定约权的角度而言，“忠诚协议”也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并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适用《合同法》或《民法通则》中确认合同是否有效的条款来判断有关人身自由方面协议是不是有效，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2、《婚姻法》第四条所规定的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当然，从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出度出发，《婚姻法》已将严重违背夫妻忠诚义务对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作了严格而具体的列举，即：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除此之外的不忠实，是一些轻微的不忠实，属于道德的调整范畴，不在法律的强制调整范围之内。协议所指的婚外性行为，并不在列举之中，判定“不忠赔偿”显然扩大了对法律的解释。

　　3、夫妻忠诚协议中的补偿并不是婚姻财产约定，而是一种损害赔偿，不能约定，只能依法据实计算。婚姻法也确实规定了婚姻双方可以对婚前婚后财产归属进行约定，这种约定所指的财产，应是具体有所指的，亦即某个或某类财产，其归属在约定时即已定到具体的某个人；夫妻忠诚协议中所议定的补偿，则是将违约者有所有权的财产补偿给了对方，与夫妻约定财产归属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夫妻忠诚协议中所议定的补偿，其本质是损害赔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赔偿。且不说《婚姻法》已将就赔偿的情形作了严格的规定，即使是扩大了应赔偿的情形，通过协议预先确定今后可能发生的违背协议后的损害赔偿额，也是与基本法理相违背的。这是因为，损害赔偿是以损害事实为基础，其数额不能由双方当事人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适用填补原则，数额上应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计算，当事人有多大损失就赔偿多大损失，而不是凭空想象。